赵世瑜:江南“低乡”究竟有何不同?
栏目:ag电子规律破解 发布时间:2019-04-16 02:25
到这里,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本书第三部关于宣卷与山歌这类今天的“非遗”。
芦墟距离太湖已有一定距离,但山歌反映的仍是水上人的生活,因为这里还有分湖,整个吴江就是“三江五湖”之地。其实太湖向东与澄湖、淀山湖之间是一片水网,芦墟以南40里的莲泗荡,是嘉兴向正北到吴江和苏州,再由芦墟向东去上海、向西去太湖的重要水道。据调查,过去每年莲泗荡刘王庙的“网船会”常有数万渔船参加,分别由一二十个社组织各自船户。有些渔民还有“运皇粮有功”的记忆,有信仰青帮祖师潘清的,说明清末漕帮解散后有部分水手散入这里的渔户,所以这里的香社有民间教门的特点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从主题上看,前书称赋役财政制度是最重要的一条主线,而且森正夫先生也正是围绕这条主线对该书进行评说的,而本书虽然没有明确申说,但基本上关注的是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与前书不同的是,国家和制度不是本书的主角。本书书名《垂虹问俗》,根据作者的解释,“垂虹”是吴江的代指,“问俗”则有两重含义,一是“通过民间信仰及其发挥的民俗作用,阐明基层社会的人际关系与共同性”,二是指“直接到田野积极收集有关民俗信息的方法”。因此,无论是研究的切入点还是研究方法,都是“民俗”,这大概是作者要我这个有民俗学履历的历史学者来写这篇序言的主要理由。当然,为什么研究吴江就用民俗而非财政作为切入点,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吴江为县,当南北之冲,左江右湖,民殷物阜,盖畿辅一巨邑也。
我们还知道,这一带地区的居民都不那么古老。如北厍最大的四个宗族,按其族谱的说法,有两个是明初迁来,另两个是明末迁来的,其他姓氏可知。所以,除了那几个镇和十几个大村以外,多数聚落形成较晚,而且规模都不大。再加上圩在税收体系中的重要性,以致对于这些新上岸的开发者来说,圩的重要性可能比村更大。所以,为什么不可以有圩庙呢?
唐刘禹锡《竹枝歌》云: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也有情。《苕溪渔隐》曰:余尝舟行苕溪,夜闻人唱吴歌,歌中有此后两句,余杂以俚语。今之舟人、樵子往往能歌,俗谓之山歌,即吴歌也。
正如《嘉定县事》没有给读者提供嘉定县地图令人略感遗憾一样,本书书稿中也没有吴江县地图。经过查阅,我大体上知道黄溪今为黄家溪村,在吴江区正南,在盛泽与平望两镇之间;分湖原在芦墟,地近浙江嘉善,现为汾湖区。所以全书各篇所涉区域,大体上是从西部临太湖的庙港直至东部的芦墟,即吴江中部的一条横线上。
说到互助性,在这里我不打算做非常广义的理解,因为几乎所有社会组织,比如宗族、行业组织、宾兴组织等等都有互助性,而且可以通过多种合作方式,实现利益的共享。这里所谓的互助性是指在维系生存的最低需要层面上的互助,即俗话所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对于像水上人这样的流动性很强、风险性较大,且人群边界较明显的人群来说是更为必要的。具有这类互助性特征的,比如太湖渔民加入的“洪三会”,就有可能是明代以降的民间教门。根据文中的访谈,这些人信奉刘猛将,香社中有香头、佛娘,征收钱粮,做仪式时唱赞神歌,香社以模拟家族的方式组成,等等,又根据本书第三部的讨论,可知这些做法与岸上人群的“宣卷”活动大同小异。这种情况究竟是同一地域内不同人群的相互影响,或者是水上人群在上岸之后对岸上社会的模仿?还是在吴江,由于上述地理特点,本身就是一个“水上社会”,不同人群之间具有共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或者,他们只是登岸时间略有先后的同一人群?我们在芦墟可以听到这样的“山歌”:
那么,假如这一带地区圩的逐渐建立(即湖田开发)是与水上人的上岸同步的话,猛将堂这类拜刘猛将的小庙是不是有可能本来是圩庙,而后来才逐渐随着这些人在岸上的定居和聚落的逐渐形成变成村庙?吴滔在第六章中展示的调查结果,已经表明这个庙是“庄家圩”的,并怀疑这个庙并不属于两村中的任何一村。我们知道,在这一带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刘猛将的祭祀场所有(或曾有)如下特征:一,与许多不同的神共处,比如自南宋到清初多与五通等杂神在一起;二,庙宇通常较小而简陋,多立于水滨;三,在家中甚至也有刘猛将的神像,这是除了观音以外较少的现象。如果熟悉水上人在船上拜神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上述三个特点都是他们的。
三张芦席两张枵,
诚如科大卫所说,明清时期并未出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开启江南的乡镇与村分化的空间。我也曾讨论过明清时期晋东南的“巨村为镇”。类似的是,弘治《吴江志》卷二“市镇”中也是把市镇和大村并列描述的:“在城有县市,在乡有四镇,及凡村落之大者,商贾之往来,货物之贸易,红尘滃然,自朝至莫无虚日云。”其描述平望、黎里、同里、震泽时,用了“自成市井”“不减城市”这样的词,然后接续描述了莫舍、充浦、吴溇、变杨、梅堰等11个村,虽然不同的是他们多“务农业渔”“业圃种蔬”,但也多说他们“自成市井”。除此之外,平望、同里、震泽等镇在宋元时期或为千户所,或为水马驿站,或为仓场,或为收税的机构“务”之所在,在不同的范围内对境内乡村形成某种行政统属关系,但到明代基本上都不存在了。

吴滔讲到“圩”不仅是一种水利设置,在明清时期也是一种计算和征派赋役的基本单位,处在“图”以下一级。这个看法非常重要,抓住了这个“圩”,也许就抓住了理解低乡区域地方社会的关键。为什么以圩为基本单位呢?因为作为赋役征派依据的土地是以圩为前提的,圩田是围湖涸出的。这一带的许多小水域往往称为“荡”,各个村落往往称为“港”“浜”和“湾”,所以是一种被水面切割得极为破碎的地形格局,即谢湜所谓低地小圩地区。在这些地区,村落是建立在圩之上的,其规模和形态也是受圩限制的。但在这套赋役征派体系改变之后,原有的乡圩组织逐渐瓦解,而建立在圩上的聚落日益增多,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重要起来,大长港与庄家圩的猛将会所显示的似乎都是这样。所以三篇文章的调查所反映的情况,看来主要是清末民国以来的变化,这时圩的重要性已经被削弱了。
湖柳湖波尽可怜,不知春在阿谁边。满头翡翠双鬟女,细雨吴歌湿尽船。
那么,本书第二部的三篇都是讲的刘王会或猛将会,他们和这里的水上人的猛将会究竟是同大于异还是异大于同呢?这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里的村镇、圩和水上人群或渔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关于宣卷和山歌,在被列入“非遗”名录之前,早已受到民间文学界和民俗学界的瞩目,成为这些领域的学者研究的对象。早在明代,冯梦龙就曾搜集并编成《山歌》,“公安派”的学者也多从这些山歌获取诗歌创作的养料。至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发轫时期,作为苏州人的历史学者顾颉刚也编辑了《吴歌甲集》,并鼓励民俗学者钟敬文编辑了《吴歌乙集》。但长期以来,历史学者并未关注这些民俗事象和民间文艺作品,文学工作者与民俗学者则侧重于艺术特点、语言特征和思想分析。近年来,由于民间宗教研究注意搜集、整理和研究宝卷,开始将宣卷活动和仪式歌置于信仰仪式活动的情境中加以分析,但这些研究领域显然还没有找到共同的契合点,以达致互相启迪的目的。